新中国疫情报告邮政历史研究

童正祥  200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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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疫情（传染病）报告，在实行计算机互联网报告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先后经历了“印刷品”邮简，邮资总付信卡（封）以及普通信函等几种邮寄方式与阶段，它是一段特殊的邮政历史。
    因为“疫情报告”的公函性及档案的定期销毁，制约了实寄报表的外流，从而决定了这类素材存世的偶然性与收集的艰难性。笔者根据多年对有关实物与资料的搜集研究，分别整理报告如下：
之一:以印刷品方式邮寄的疫情旬报邮简
--本章重点论述1952-1966年期间的邮简式疫情报表，以印刷品邮资递寄情况
    1、存世较早的实寄邮简--交通检疫部门的疫情旬报(1952年)

    1952年，我国实行交通检疫的地方，疫情旬报表寄往“上海市交通检疫所”。从桂林，海口以及烟台三个地方所使用的报表来看，无论是报表格式（图1-3），还是邮简标志都不尽相同（图4-6），除桂林邮简上印有“印刷品”字样外，其他二种无此种标识。但从所贴邮票看，均为“250元”旧币值，乃这一时期（51年3月24---55年2月28日）的外阜印刷品邮资。这三件邮简所提供的邮政信息还有：1、封发地均使用三格式点线邮戳；2、上海使用专门的投递戳（图7）“投二”戳）；3、个别地方使用封发戳不规范，如桂林局用“邮政储金”戳盖销函件。（图8）

    2、信息丰富的西康省疫情旬报(1952-1955年)
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原西康省（1955年7月撤消）省府所在地雅安卫生部门档案中一批疫情旬报流入到了民间，因此，除了大部分被搞传统研究者收藏外，也有少数人从卫生史与邮政史结合的角度对这种旬报进行了报道，如刘道宜（1999年《云南集邮》），刘洪毅（2003年中国集邮报53期）），刘希圣（2004年中国集邮报第71期）等。
    笔者现据手头已有的实寄邮简结合上述资料综述如下：
    ①邮资不统一。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于1950年冬与西南邮电管理局商妥：此疫情报表按印刷品寄递，并发文通知下属卫生局。1951年3月23日，西南邮电管理局“邮字第155号通知”曰：“各处寄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疫情旬报’及‘疫情月报’寄递办法：一、准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处本年3月12日‘防字第45号函’：以各地寄该处之‘疫情旬报’及‘疫情月报’均按印刷品付费……二、根据《国内印刷品类及货样类暂行办法》第11条第5条规定，该项旬报及月报应做印刷品寄交”。

    西康疫情旬报（图9）反面预印之文字有“疫情旬报”，”“印刷品”字样及收件单位和折叠剪开线等（图10）属于典型的邮简。从实寄品看，大多执行外阜邮资250（旧币），但也有例外：一是刘洪毅藏一件1954年6月10日得荣寄雅安报表，贴票为200元，少贴50元，属于“新闻纸总包类”邮资。（另据《新瑞集藏》2004年4期拍品目录中有一件1954年得荣——康定——雅安的旬报也只贴200元（图11）（普三100元，普六50元二枚）。是否得荣县报表全部执行200元邮资，尚待进一步查正。二是笔者一件1954年7月14日寄雅安报表贴300元，多贴50元（图12），是否因为当时50元票售缺所致而不得以为之？

    ②旬报建立时间不同。从一件1952年7月2日冕宁实寄的旬报上的编号“17”（图10）推测，冕宁县首次报表时间为1952年元月下旬。而另一件1954年6月10得荣县报表的编号为66号（图13），推算该县首报时间为1952年8月。据查，原西康省府1950年2月上旬挂牌，其时百废待兴，至52年初即实行统一的疫情报告当属不易。而得荣属该省边远少数民族居所，报表实施略迟当在情理之中。
    ③邮路不畅。西康省疫情旬报邮简上的日戳给予我们最基本的邮政信息是：建国初期，这里绝大部分地区交通十分不便。如冕宁——雅安（相距约 公里）邮路时间8天；木里——雅安（相距约 公里）邮路时间为13天；巴圹——康定（相距约 公里）邮路15天；美姑——雅安（相距约 公里）邮路7天；而报表从得荣经康定到雅安竟需要26天（图12）

    ④重庆疫情旬报办有登记证。由于重庆市与西康省同属西南行政区管辖，因此疫情旬报正面格式相同。互相借用报表之事亦在情理之中。一件55年5月11日美姑寄雅安的报表，不仅可以证实这一点，还让我们有新发现：即在55年5月之前，重庆市的疫情旬报就办理了印刷品邮资总付的“回件信封”（图14）登记。我们可以从该表背面看出（因正面被邮票覆盖）简上印有“印刷品，本件作平件邮寄可不贴邮票”字样（图15），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重庆市是新中国疫情旬报最早采用“回件信封”使用印刷品邮资总付的地方？但该市始于1955年何月？是否实际执行，执行了多久？尚待查找物证。 

    3、不分本外阜邮资的长兴县传染病旬报表(1958年)
    至1958年我国已有部分县组建立了卫生防疫站，疫情报表的收件单位相应由卫生行政部门改为了防疫站，浙江长兴县疫情旬报表公函邮简即为其中一个代表。
    众所周知，我国的印刷品邮资自1958年1月1日起，定为本阜1.5分和外阜3分，长兴县这个时期的报表亦作印刷品（图16），我们从存世的该种实寄邮简可得知该县并设执行本阜邮资。如一件1958年4月6日11时封发，15时投递，本城澄山联合诊所寄县防疫站的报表，上面贴邮票3分（图17），与其他各乡镇没有区别。这种情况不仅在长兴，而且在其他省份，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大多如此（另文再论）。

4、没执行总付邮资的交城传染旬报(1964-1966年)
    山西省交城县使用的传染病报告卡1964-1966年间本来予印了“交城邮电局零寄整付（错为“另寄正付”）第2号”以及“总付邮资”标志（图18），然而，从手头实物来看，早从1964年1月8日，迟至1966年4月，实际上都贴3分邮票，是什么原因有待调查。
    从这些报表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收件单位为“人民医院防疫保健股”的报表一次印量较多，乃至到1966年4月改为防疫站以后仍沿用原表。与此同时，在这些实寄邮简上，我们还可见到1964年某些乡镇使用的三格式点线戳（图19），个别邮电所使用的35MM非规范性邮戳（图20）。
    总之，新中国早期疫情报告邮简是一种卫生防疫公函印刷品邮政历史的载体，具有医学史和邮政史上的双重价值，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