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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堂传奇(43-44)

中医药堂传奇

四十三          陈李济绝境中新生    马应龙停产后复工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蒋介石反动政府已经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了。4月25日,反动政府南逃广州,妄图再拼凑部分反动军队,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负隅顽抗。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图43-1),当日南进的四野等人民解放军越过五岭山脉发动了广东战役。不到半个月,人民解放军迅速包抄、围歼了南逃的余汉谋、薛岳残余反动军队,10月14日广州解放,广州人民夹道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但面临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什么形势呢?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它的800万反动军队的巨额军费开支,造成的财政年年亏空,不得不靠滥发钞票来弥补它的巨额赤字,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致临崩溃前的1000万元法币只相当于抗战前的2元价值。1948年1月改换成金圆劵以后,几个月后又变成一堆废纸。由于固疾难治,这种通货膨胀,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像脱缰野马一样愈演愈烈,在短短几个月内,全国物价出现了四次大飞涨。

    解放了,广州陈李济的两位老板陈叔平、陈汝昭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前几年,他们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污共的反面宣传,他们害怕中国共产党像俄国革命一样,来了会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工厂,再革他们的命。这两年,陈老板不断把厂里的流动资金兑换成黄金白银,存到香港的银行之中,并把厂里的部分骨干员工动员到陈李济香港分店中,甚至把陈李济珍藏多年的1000公斤“厂宝”——老陈皮也调走。到了解放之时,广州总店这里一无重要的技术人员,二无足够的流动生产资金购买生产原辅材料,再加上内地物价飞涨不止,既要维持不景气的药厂生产,又要偿还部份药行到期的欠债,陈李济已是举步为艰了。工人们面临停薪停伙的威胁,一些年轻力壮的工人只得离厂外出打临工,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厂里剩下的几十个老弱工人只得望房兴叹,厂子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了。区委领导根据群众的强烈反映,将陈李济等私营工商企业所面临的窘境上报市军管会。市军管会叶剑英(图43-2)等首长对此很重视,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些企业目前的境遇除大环境经济不景气外,重要的还是企业内部问题。这些大老板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对搞好当前生产的信心不足。要解决这些企业目前的窘境,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很重要。在市军管会召集的全市部分工商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军管会首长向与会者宣传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的讲话:“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主席的报告明确了共产党坚决、毫不犹豫地保护私营工商业,为其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私营工商业,指明了道路。军管会首长然后又宣布了当前发展广州市工商业的一些具体政策以及措施,给这些工商业主们吃下了立足广州发展生产的定心丸,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会前,首长们认为像陈李济这样一个350年历史的老厂,经历了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的发展,誉满海内外,到了新中国时期再破产倒闭的话,对人民不好交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进行生产自救。于是会后,将陈叔平、陈汝昭两位老板留下来,与他们促膝谈心,研究解决当前困难的问题,对于缺少流动资金问题,首长同意在目前国家经济困难下,还给他们厂贷款1亿(旧币)元,使二位老板十分感动,他们当即表示:人民政府、解放军真是好,说到做到。他们要把以前转移到香港的资金和骨干人才再拔回来,保证陈李济尽快恢复生产。后来的形势正如首长所预料的那样,短短几个月,广州和全国的经济发展都迅速地上去了。

    与此同时,武汉的马应龙制药厂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马应龙制药厂的主要产品是马应龙八宝眼药等产品,此眼药(图43-3)是由炉甘石、琥珀(图43-4)、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冰片、硼砂、硇砂等八味中药制成。四百年来用于眼睛红肿痒痛、流泪、砂眼、眼睑红烂等眼科疾病,疗效良好,受到国人一致赞誉。1938年10月,日寇攻陷武汉,烧杀抢掠,群众四处逃散,日夜惶惶不安,马应龙药铺同其它行业一样处境艰难。为躲避战乱,药铺老板马歧山将药铺大部分家产换成金条,要求其子马惠民带着家小到香港去发展,他自己则留汉照看门面。马惠民将要成行时,突然改变主意,不放心老父亲留下,一家人生死都要在一起。这样,马应龙眼药仍然在武汉坚持生存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1952年,马惠民刚刚从父亲手中接任药厂生产、经营的担子,正准备大干一场时,突然接到市医药主管部门的一纸公文,责令马应龙药厂立即停产,原因是马应龙眼药配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市场反应是检验医药产品科学不科学的最好标准,马应龙眼药在中华大地上流通了四百年,誉满大江南北,怎能随便说不科学就不科学呢?但主管部门的责令药厂不得不执行,这个停业一停就是几个月,不但厂里几十名工人几个月没拿到工资,而且国家应征收的税款也无法交纳了。尽管药厂没开工生产,但传达室没有关门,停工期间省内外催发请购马应龙八宝眼药的函件和电报接连不断。几个月下来,竟摞了尺把高。除此之外,武汉三镇各门市还要接待很多想要购药的患者,有的顾客为了急于买药治病竟站在门市部大半天苦苦哀求,请求设法调配一支眼药,……马惠民内外交困,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

    马惠民经过几个月的痛苦煎熬,再也忍不住了,他大胆向武汉市人民政府写了一份书面申诉报告,详细地报告了百年老店马应龙的发展历程、眼药生产流程及广大群众对此眼药的厚爱,要求市政府再次派员来检查,允许他们复工生产。报告寄出三天以后,马惠民担心首长工作忙,一时看不到,他连夜又抄了一份,并带上一些客户请购眼药的电报、函件,亲自跑到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反映马应龙药厂的近况。

    接待人员热情地接待了马惠民,满口答应一定尽快转呈市政府首长。当晚,武汉市长王任重看到了两份马应龙药厂的书面报告,十分感动,马上在报告上批示:眼药现为群众所欢迎,应照常生产。第二天,王市长对有关方面负责人讲:“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什么存在问题,我们应满怀热情帮助他们改进,决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人民利益受损了,我们的责任也丢失殆尽了。”

     这样,马应龙眼药又重新回到了市场,拖欠了半年的职工工资也得到补偿,人们纷纷传颂:“还是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好,要是在解放前,国民党市长贪污腐化,这点小事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哪里还有我们的补发工资呢?”

图43-1开国大典      图43-2  叶剑英       图43-3 眼药        图43-4 琥珀

                         

四十四     刘华圃改革中药剂    乐哥俩制成新产品

  新中国建国伊始,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丢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但要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而且还要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各条战线要办的事真是太多了。但在中成药领域,不仅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还做出了中成药历史上创举,不要国家一分钱,进行了中成药剂型改革,并超越日本的汉方制剂品种,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天津市隆顺榕药庄总经理刘华圃先生。

    天津市隆顺榕药庄,始建于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3年),创始人卞楚芳,原籍系江苏武进县,卞家原初经营棉布业。到了卞楚芳时,他年少时自研医理自行医治,成年后怀着“济世寿人”的理想,改营药业。卞家所售药品均遵古方自制,选材真、配料精、制作好,很快就豪誉津沽。其子卞琡成,早年被父亲送到欧美入学深造。卞琡成继承药庄大业后,引进了欧美企业管理文化,以“货全物美、作风正派”为宗旨,十分重视产品质量。由于他管理得当,经营有方,隆顺榕得到空前发展,在解放前天津市场上,隆顺榕始终被誉为天津中药行业的“老大”。

    1921年春节后,财大气粗的隆顺榕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招工,卞老板对新进员工的要求非常严格,经过层层考试,最后经老板审定,今年考第一名的竟是河北祁州的农家少年刘华圃。祁州(现称安国)自东汉以来就是我国中药集散地,有“天下第一药市”的美称。这里不管是种田的,还是经商的,都懂中药,靠中药吃饭。刘华圃生于1903年,天资聪颖,从小起耳濡目染中医药,跟大人把《药性赋》、《汤头歌》等背得滚瓜烂熟,稍大一些,熟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并掌握了一些中药炮制、鉴别知识。他18岁时,不甘心沉寂在农村,只身到天津卫来勇闯天下,正好碰到隆顺榕招工,他连闯数关,终于进入药庄大门。在药庄里,不管是三年的学徒期间,还是满师正式工作后,刘华圃学习都非常刻苦认真,几年下来,他在药庄的专业技术、财会和行业管理方面都练就了一身绝活:柜台抓药“一抓准”,打算盘两手两笔帐,煎药前一闻能准确地说出其中药方的组方。一只犀角抓在手中,凭手感能说出产地、采集时间、质量等级及犀牛的年龄、体质。卞老板十分器重这个年轻人,继任命他为总帐会计以后,在药庄老主事过世后又任命他为隆顺榕药庄总经理,时年刘华圃才28岁。

    刘华圃当上药庄总经理,经济收入颇丰,他不忘自己是贫苦农家出生,始终同情贫民百姓,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当时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焦急,1950年,他就深入周边的几个省市作经济调查,发现农村农民缺医少药,但手中有药材卖不出去,而药商缺少流动资金,无法购入原料药材,市场范围无法扩展。他以天津市药业工会主任委员身份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扩大药材交流和国药下乡开展经营搞活流通”的合理化建议,以后又提出“发展国药,研究提炼,改革剂型,进一步发展中成药”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被政府采纳。人民政府以后在有关会议上也提出了今后中药的发展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进行整理、研究工作,用科学方法提炼制成药剂,以引导中药走向科学化、现代化道路。”1952年底,刘华圃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聘请王药禹、甄汉臣等中药专家前来工作。为支持刘华圃国药科学化、中成药剂型改革,周总理亲自推荐中央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药第一个留法博士田绍麟先生到天津,帮助刘华圃工作,加强中成药新剂型的研究力度。

    有中央领导的支持和这么多高级专家的帮助,刘华圃信心大增,1953年,他购置了中药中试生产设备和质量检验仪器,设立隆顺榕国药提炼部,在已生产的丸、散、膏、丹中,挑选疗效好、质量高、群众广泛应用、易于加工改型的品种进行实验工作。“霍香正气丸”是由广霍香、紫苏(图44-1)叶、陈皮、厚朴(姜制)、白芷、白术、茯苓、大腹皮、制半夏(图44-2)、甘草等11味中药制成,具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功能,但与“十滴水”相比,作用时间比较缓慢,他们想仿照“十滴水”将此丸剂改作酊剂。在试验中他们发现这些品种的醇溶性都还好,经过中试实验,去掉白术、桔梗,改换成苍术,将广霍香、紫苏叶的挥发油提取成精油,甘草制成浸膏,制半夏换成生半夏,一样达到目的。经过临床前药理和临床试验,霍香正气水的临床指标完全达到和超过霍香正气丸。但在产品报批时,北京市卫生局药品处有关专家质疑生半夏有毒,“霍香正气水”不予批准。刘华圃带领专家拿出用多种动物进行的毒理实验报告,表明生产中生半夏经过醇提取再和其它药物配伍,其毒性早已消除。经过这一番据理力争,中国中药史上第一个酊制霍香正气水终于获准上市了。上市后,经过有关专家试验和质量考核,隆顺榕生产的霍香正气水的临床疗效和品质产量完全可以和日本的“十滴水”比美。这是我国第一个可替代外国名牌药的国产中成药,这大大振奋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正气。

        

     片剂是西药制剂中品种最多、使用最广泛、群众最欢迎的一种药剂,它携带方便,服用方法简单,生产相对容易,质量也较稳定。片剂也成了刘华圃团队中成药剂型改革的主攻方向。他们选定了群众用量大的银翘解毒丸等品种,银翘解毒丸是由金银花、连翘(图44-3)、薄荷、荆芥、淡豆豉、牛蒡子(炒)、桔梗(图44-4)、淡竹叶、甘草等9味中药制成的,他们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制作了中药浸膏。对于中药片剂的赋形剂,西药的淀粉、糊精都有些不适用,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决定用配方中的一些不需提取的中药材,打磨成粉作赋形剂,然后加入硬脂酸镁,经制粒、干燥、压片,这样既避免了易潮解的毛病,又节约了成本,提高了药片的质量。这样,中国中成药史上的第一个片剂品种又诞生了。

 接着,隆顺榕又制成中成药的第一个颗粒剂“当归四逆汤”,第一个中药注射液“蟾立苏注射液”,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以后,刘华圃又带领他的科技团队研制和生产了人工合成冰片、人工合成牛黄、麝香,牛黄和麝香都是经动物产生,市场十分稀缺的中药材,但在临床中应用十分广泛,原来产量就很少,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产销缺口很大。人工牛黄用牛胆粉、胆酸、猪去氧胆酸、牛磺酸、胆红素、胆固醇等原料加工合成,很好地解决了产销矛盾,这些合成中药材为中药大规模现代化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人工合成中药材是一个跨时代里程碑式的成功。

 在刘华圃开始改革中成药剂型时,天津达仁堂老板乐肇基获悉了这个情报,他想到父亲的嘱托,达仁堂要做中药改革的先行,现在事不宜迟,他一边将消息告诉他堂弟、同仁堂老板乐松生,一边在京筹办天津达仁堂驻京办事处国药改进研究室,后来两弟兄一商量团结起来力量大,干脆我们两家合起来搞国药改进研究吧,他们聘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栋先生为主任,召集一班人马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国药提炼厂上马以后,马上就开始了中成药片剂的试制工作,经过试制组的反复摸索、不断试制,1953年内先后上马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片等一批新产品,与隆顺榕一道开创了我国中成药剂型改革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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