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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以身试毒何所惧

 

 1992年11月20日,中国邮政发行了志号为1992-19的纪念邮票《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一套4枚,其中(4-2)30分是“微生物学家——汤飞凡”。邮票画面以淡红色的背景为衬托,凸显出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严谨、正直、睿智、执著的头像和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于1981年在巴黎国际眼科大会上追授给他的金质沙眼奖章。这枚邮票,将汤飞凡这个日渐被人遗忘的名字和他星星般耀眼的功勋重新推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认识他,追忆他,缅怀他,并在被他的撼人事迹深深地感动。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加坪,年少受父老“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之维新、改革的影响,目睹老百姓贫病交加的悲苦,立下了悬壶济世的志向。1914年考入湘雅医学院成为首届学生,七载寒窗,不仅让他拥有了扎实的医学基础,更进一步增强了他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他于1921年从湘雅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法国的巴斯德(L.Pastuer)和德国的科赫(R.Koch)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专家,相继发现了许多重大传染病的致病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学生,因发现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被称为“东方科赫”。年少气盛、一腔抱负的汤飞凡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巴斯德’呢?” 他还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从此,他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并到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兼任助教。

1925年,汤飞凡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从事病毒学实验新方法的研究工作。他与同事们用物理方法研究病毒形状,用离心和过滤的方法研究疱疹、牛痘等病毒,证明病毒是可滤、能离心沉淀、会自我复制、有生命地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给当时病毒是否为微生物的争论予以肯定的答案。

1928年,汤飞凡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在没有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艰苦条件下,他白手起家,捐出自己的显微镜,建立起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他一边开设细菌学课程,一边利用简单的设备进行科学研究,并陆续发表学术论文。

1932年,汤飞凡应聘兼任英国在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该所充足的经费和齐全的设备为他进行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机会。除了研究病毒外,他还对许多传染病病原学进行研究,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等的研究。1935年汤飞凡赴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作短暂合作,任英国国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汤飞凡回国赴昆明重建中央防疫处,他利用自己分离出来的菌种和自行设计的简陋设备,制造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疫苗和血清,供前线抗日将士使用。抗战胜利后,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第一个青霉素生产车间和第一个正规卡介苗实验室。1947年,他到英国考察并赴丹麦参加世界微生物学会第四次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部委员等职。

1954年,沙眼在世界上广泛流行,我国更是重灾区,患病率超过百分之五十,边远农村更是“十眼九沙”,致盲20个人中就有1个沙眼患者,危害极大。面对严峻的现状,汤飞凡心潮起伏,科学家的巨大责任感驱使他毅然请辞行政事务,全身心致力于沙眼病原的研究。他说:“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和责任,就是应该知难而进,为人类解决最迫切的问题。”

在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的协助下,汤飞凡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每周带助手在以眼科著称的北京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沙眼病例的样本进行培养。经过长期仔细观察,他发现沙眼病毒适宜于35℃的环境中生长,而且不怕链霉素。于是,他在35℃环境中对沙眼病毒进行培养,并用链霉素杀死其它细菌,用立克次体技术将沙眼病毒在鸡胚中经过三代培养,终于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纯品”。这是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他将其命名其为TE8。为了证明就是沙眼病毒在人的眼睛里引起了沙眼,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甘冒失明的风险,亲自“以身试毒”。

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不行的。翻开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家们前仆后继,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1958年元旦,汤飞凡把TE8种植在自己的一只眼睛里,另一只眼睛作为对照。很快,试验眼出现了红肿、发痒、怕光、疼痛、流泪等典型的沙眼症状。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在其后的40天内他强忍痛苦,即使眼睛红肿得像核桃那样大,仍坚持不做任何治疗。他在自己身上收集可靠的临床资料,完整地描述出沙眼在眼中病变的全过程,确认自己患上沙眼,并证实自己分离培养的沙眼病毒的致病性确定无疑,由此彻底解决了七十余年来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这个发现,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沙眼研究工作,使人们认清了沙眼病原及其传播特性,找到了有效的治疗药物,一度危害巨大的沙眼,立即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这一研究成果,被作为1958年世界医学界十大事件之一而载入世界科技史册。随着对病原体进一步系统的深入探究,又引出了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命名为沙眼衣原体,汤飞凡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在分离出沙眼病原体后,汤飞凡很快又分离出了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等,并且为预防天花、黄热病、鼠疫等传染病做了大量工作,对世界微生物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令人无限痛心的是,正当他率领中国生物制品业昂首挺进在世界前列的辉煌时刻,时代悲剧发生了。1958年,汤飞凡在拔白旗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民族败类”、“美国特务”、“国际间谍”等帽子。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在公开的批斗中污蔑他是个老流氓,说他与实验室女技术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蒙受了巨大屈辱的汤飞凡,终于万念俱灰。9月30日凌晨,他留下遗书后自缢身亡。我国医学界的这颗耀眼巨星,就以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永远地坠落了。一代科学巨人的英魂精魄,就此消散在苍茫的夜色里,汤飞凡这个伟大的名字,也在国人的漫不经心中被逐渐遗忘,渐行渐远。此后,中国再没有在微生物领域有过世界级的成就,我们被别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三十多年后,人们终于在“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纪念邮票上重新见到了这位杰出人物,他身上那种真正知识分子与民族脊梁的高傲和无怨无悔地追求科学的喷薄活力,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终于被洗清,汤飞凡的名字又一次亮出金子般的色彩。在集邮界欣喜地鉴赏邮票的时候,细心的集邮者惊讶地发现,邮票画面上的那枚金质沙眼奖章上的眼睛似乎倒置了,是何原因导致了这样低级的失误,无人能说清楚。在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中,竟又重新挖掘出了关于这枚金质沙眼奖章背后的学术界争吵,当年汤飞凡的遗孀何琏女士一直将状告到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才最终澄清了事实。而争吵中的关键人物张晓楼教授,于1990年9月14日逝世之际,捐出了自己的眼球角膜,使两位盲眼患者重见光明,张教授因此成为我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了捐献眼球遗愿的志愿者。纷扰的尘世中,面对这些难以理清的是是非非,我们只能像当年周恩来总理获知汤飞凡死讯时一样,发出一声又一声的长长叹息。

汤飞凡,杰出的微生物学家,预防医学领域里的顽强斗士,我国医学星空中的一颗巨星,他为医学研究不惜以身试毒的非凡壮举,他为人类福祉甘愿付出一切的坚强意志,他一心为民、默默奉献的伟大精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拥有极大的震撼力,使我们血脉贲张,迎风洒泪,真正懂得什么叫荡气回肠,什么叫可歌可泣,什么叫豪气干云,激励我们自找压力,负重奋进,顽强拼搏,奋起直追世界科技的领先水平。

而今,我们在感动于汤飞凡的不屈人生的同时,应该牢牢把他记住,将他金子般闪亮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我们这些肩负着救死扶伤使命的医务工作者的心上。我们要像他那样,心系民众,志存高远,救死扶伤,矢志不渝,把我们的一腔热血洒在白色殿堂里,用我们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大爱高高托举起我们的医者仁心,将一片丹心献给神圣的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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