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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中伟

     2004年5月,我从珠海回杭州康复治疗。不久,陈佩南、范伟、周宝成和刘贻泽等诸多上海邮友到杭州看望我时,对我说起当年曾为我治伤的那位被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显微重建外科先驱的陈中伟教授,已在2004年3月不幸罹难的消息,当时我非常震惊,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每想起这位世界医学界著名的断肢再植专家竟会从家中阳台不幸意外坠楼的场景,心里总是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就像当年前我得知我的集邮恩师孙传哲先生会在公交车站不幸被挤车的人撞倒在地而罹难时产生的悲哀一样,这悲哀,深深刺痛着我的心,使我久久提不起笔来。
    和陈中伟医师相识,是在共和国三位缔造者先后逝世的那一年——那年冬天,一辆无证驾驶的拖拉机,冲上宁海大街的人行道,把我那条三年前在宁海煤矿矿井下被矿车压断后又用不锈钢固定的右腿压得粉碎。宁海县工业局和宁海无线电厂的领导为保住我这条不幸的右腿,将我送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恳请当时任主任医师的陈中伟对我的断腿实施“断肢再植”手术。那天,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的急救室里,陈中伟检查完我的伤腿后,心情沉重地对陪送我去上海的宁海县工业局领导和宁海无线电厂的领导说:“伤势太重,并当时在宁海医院的手术没有做好,膝盖处断了的主血管没有接通。现在膝盖以下的肌肉已经开始坏死,不能做“断肢再植”手术了!但我将以最大的努力,尽力抢救!”
    这以后,陈中伟医师带着他的助手,每天都会来病房为我检查会诊、换药治疗。每次我看到陈中伟那高大的身影,听到他那带着宁波乡音的上海话,心里充满了亲切和感激。当时每次换药,我都是嘴里咬着毛巾,忍受着陈中伟和他的助手用手术刀挖去我脚上坏死的肌肉时那钻心的疼痛。陈中伟望着我头上豆粒大的汗珠,总是一边换药,一边对我说:“好了,很快就好了!你要坚强,要挺住!”.
   
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正在病床上剪宁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师傅们写给我的慰问信信封上的邮票(相信在当时那个年代,许多集邮者和我一样,不知道收集实寄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总爱剪下实寄封上面的邮票收藏),陈中伟进入病房。他看了我病床上的信封和剪下的邮票,就问我:“你喜欢集邮?”我对他点头说:“是的,我小学时就爱好集邮了,集了许多国家的邮票!”陈中伟对我说:“去年,我接待过一位到这医院来写生的邮票设计师,是我的宁波老乡,他当时正在设计一套《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的邮票,这邮票你有吗?”当我听陈中伟说那位邮票设计师名叫孙传哲时,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忙对他说:“孙传哲我知道,我十年前就写过信给他。他设计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黄山风景》、《金鱼》等许多邮票我都有。”我还对陈中伟说:“后来孙传哲老师去五七干校了,我也去了你们宁波故乡的一个海边小乡村插队,和孙传哲老师的联系中断了好多年。我还不知道他设计了这套邮票呢!”陈中伟听后,向我讲述了孙传哲在第六人民医院采访和写生的一些情况,他说:“本来手术室是不能外人进去的,当时医院领导为了支持孙传哲设计这套邮票,破例让他进手术室写生、拍照。孙传哲很认真,在手术室画了许多速写和写生画,还拍摄了好几张照片,说带回北京作设计的素材。”陈中伟还对我说:“今年上半年孙传哲将这套邮票寄给我时,信封上有他北京家里的地址,如果你要写信给他,明天我将他家的地址带来告诉你!”
     我兴奋得彻夜未眠,在病床上写了一封对孙传哲先生无比思念的信。第二天,我在信封上写下陈中伟医师给我的地址,请当时在医院陪护我的一位工人,将信寄出。
    十天后,我的右腿虽经陈中伟医师等专家的尽力救治,但终因伤势过重,坏死的肌肉开始向膝盖以上延伸,为保住部分未坏死的大腿,陈中伟叫他的助手为我做了右腿的截肢手术。手术后的第三天,陈中伟将孙传哲先生寄到他办公室的回信送到我的病床前,我急忙打开信封,信封里面夹着孙老亲笔签名的那套《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邮票首日封,还有一枚这套邮票中的《断肢再植》邮票(图2、图3)——设计师将他最美好的心愿,倾注在这枚小小的方寸邮票之中。陈中伟又对我说:“孙传哲也给我一封信,要我尽力救治你的腿,可惜你的伤太重了。现在你虽然被截肢,但截肢部位的肌肉很好,过一两年伤口成型老化后,可以装假肢,这医院附近就是胶州路的上海假肢厂。以后你来上海装上假肢,照样可以走路,还可以继续工作的。”
         1980年,那个草儿青青油菜花儿黄的季节,装上假肢并进行了近两年康复治疗的我,终于回到了宁海无线电厂。我把回宁海前夕,趁到上海修理假肢之机,去看望陈中伟的事写信告诉孙传哲先生。孙老得知这一消息,很是高兴,随即将一套他最新设计的《鉴真大师》邮票和他签名的首日封寄给我,勉励我要向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一样,直面人生的磨难,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勇向前。孙老还在给我信里说:“你能用假肢走路并能回单位工作了,我真高兴!以后我有机会回宁波时,将到宁海无线电厂来看看你,咱们再约时间一起去上海看望陈中伟”。
    1986年冬,我和孙传哲先生在北京的全国集邮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面时,孙传哲先生抚摸着我那沉重的右腿假肢,我凝望着老邮票设计师头上的根根白发,两人百感交加。大会将结束时,经张包子俊先生举荐,孙传哲先生将撰编《孙传哲邮票设计作品集》一书的重任交付于我。1989年,孙老到杭州向我回忆当年设计一些邮票的经过时,一定要我将陈中伟医师当年为我治伤的情况写进《作品集》中(图5),后来。孙老又把这一情况写进他的回忆录《情系方寸——我的邮票设计道路》一书里。1991年冬,我陪孙老到上海举办“孙传哲邮票设计绘画作品展览”时,孙老特地亲自写了一张请柬,邀请已调至中山医院任骨科主任的陈中伟教授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参观展览。那天,孙老还请了上海铁路邮协的一位同志,陪同我去中山医院,要我亲手将这一请柬交给陈中伟,可惜,当时陈中伟正在外地开会,没能到展厅参观这一展览。后来孙老对我说:“我的《作品集》过两个月就要发行了,待《作品集》发行时,我会在《作品集》上亲笔签名,寄送给陈中伟”。
    1992年、1993年、1994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去看望孙老,会面时,我总会和孙老提及当年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对我的关爱和治疗,孙老也常会用他那浓浓的宁波乡音,和我讲起他当年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对陈中伟这位宁波老乡的采访写生,讲起用陈中伟进行断肢再植手术时所拍摄的照片和写生画进行《断肢再植》邮票设计的情景。我曾对孙老说:“当年陈中伟虽无法对我被撞得血肉模糊的右腿进行‘断肢再植’手术,但他对我的精心救治和你们在我危难之际给予的巨大关爱和鼓励,永远激励着我依靠假肢的支撑,继续着自己坎坷的人生之路。待您白内障眼疾好转,咱们一定去上海看望陈中伟。”1995年3月底,孙老在和我通电话时,讲了他去广州举办邮票设计作品展览的日程安排,并说了广州邮展结束后,要去上海和浙江故乡会会老朋友的计划。孙老还说:“这次去上海,咱们一定得安排时间去看陈中伟!”可惜,就在那次通话后的第三天,孙老就在去医院检查眼疾时被人撞倒。一星期后,这位邮票设计大师,带着无法去广州举办邮票设计作品展览,未能再次回上海和浙江故乡,也不能和我去看望故乡知己陈中伟的深深遗憾,驾鹤西去。
    2009年4月12日,中国残疾人集邮联谊会在洛阳隆重成立。在这前一个星期的4月5日,我的残疾朋友张海迪也写了一篇怀念陈中伟的文章——1990年冬天,张海迪患了鼻癌,陈中伟请张海迪到上海治疗,并亲自请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和长海医院的医生到张海迪住院的上海中山医院为海迪会诊。海迪手术时,陈中伟还特地到手术室看望她,陈中伟轻轻地拍着海迪的头,用微笑鼓励着即将上手术台的海迪要镇定、要坚强……海迪写那篇怀念陈中伟的文章时,总感到陈中伟就坐在她的对面,向她温和地微笑。她在那篇文章中说:“谁说人走了就再也看不见了,其实只要你想念他,他就会来到你的眼前”。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同样感到陈中伟医师和孙传哲先生就在我的眼前,这两位分别为我国医学科学事业和邮票设计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辈,此时正在天堂向我微笑,正在用我非常熟悉的宁波乡音,鼓励2003年在珠海再遭巨大人生磨难、被大火烧得四肢四残、全身伤痕累累的我,要乐观、要坚强,要用烧得如同松树皮一样的左腿和那条沉重地右腿假肢,继续着人生的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谨以此文纪念陈中伟教授罹难六周年、孙传哲先生罹难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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