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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原地考辨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频繁战乱催生了主要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几乎同时,清末的中国积贫积弱,时刻面临西方列强的蹂躏。1863年2月17日(一说1863年2月9日),第一个国际红十字组织——“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正式诞生后不久,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人道”理念传入中国,和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相契合,为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创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1904年2月8日,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在华及朝鲜半岛等处的殖民利益,悍然在我国东北辽东半岛及奉天地区(今辽宁沈阳一带)发动了肮脏的日俄战争,无辜的我东北人民遭受战火洗劫。当大批中国军民被迫逃离家园,持所谓“中立”立场的清政府派往战区接运难民的行动却遇侵略者无端阻挠,在国内各地激起极大民族义愤。得近代西方风气之先的一些上海地方士绅于当年3月3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在当时中国最大报纸《申报》(第一万一千八十八号)上刊发《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拟就了多达三十九条章程,其中提到准备在上海设立总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首次勾画出中国红十字组织的轮廓,从名称上看,东北人民的苦难牵动着全中国同胞的心。可以说发生在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直接促使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创建付诸实践。
   
创始人之辨
   为方便与日俄双方交涉、有利于救援我东北难民,时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等人携同部分地方士绅转而联络驻沪英、美、德、法五国领事,于3月10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下午,会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议决联合成立红十字组织(见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上海《申报》第一万一千九十九号《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的报道)。沈敦和后担任中国红十字组织领导职务十余年,自然成为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但同时,不少红十字宣传材料在提及中国红十字组织创建时的记述大致是“1904年3月10日,清大臣吕海寰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而在上述《申报》报道中详细记录了参会华、洋人员及其职位(职业),其中并无吕海寰等清廷高官。直到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之后,《申报》关于万国红十字会第一次集会、公启等报道中方开始出现“禀奉吕钦差”、“吕尚书”等字句;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订立暂行简明章程八条,第三条提到:此会由上海公举中西总董主办,总董就近秉承中国钦差吕、盛、吴三大臣,随时随事……。其时,吕海寰、盛宣怀正驻沪任商约大臣。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设背景看,清政府肯定不便出面组织。然究竟是纯粹的地方及民间自发,后为获得中央政府认可、资助,而把吕、盛等清廷高官拉进来?还是一开始就是吕、盛等在幕后授意?有待官方文件证实。但有一点比较明确,1904年3月10日的新闻报道里看不出吕海寰等人直接参与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会议。现有最早的官方文件——吕、盛等的奏折,也是仅有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情况的追述、汇报。直到1907年,清政府将上海的万国红十字会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后,吕海寰、盛宣怀才先后受指派出任第一、二任会长。万国红十字会一成立,即刻在接近日俄战争前线的东北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牛庄(今辽宁省营口市)设立第一个分会,实施救援,显示面向全国的组织特点。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联名具函,言中国入会一事业已成就,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布告在约各国。最终却未予正式承认。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加入各国红十字协会(现称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协会),为早期的第23个成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其编制的《中国红十字会大事年表(1904~1993)》(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官方网站http://www.chineseredcross.org.cn)中,唯一确认沈敦和(字仲礼,1866—1920年)是“本会创办人”。
   
组织名之定
   在1904年3月10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议决联合成立红十字组织的会议上,与会的施肇基将之中文译作“万国红十字支会”。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该会举行首次会议,正式定组织名称为“万国红十字会”(见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上海《申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次集议问答》报道)。因此,中国红十字组织实际使用的第一个名称应该是“万国红十字会”。
   
成立日之析
   关于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创始纪念日,历年变化较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的《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00周年纪念歌曲歌词征集启事》称,“始建于190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2004年3月10日将迎来百年华诞。”国家邮政局也选定2004年3月10日发行2004-4J《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1枚。 而海峡彼岸的我国台湾省邮政部门亦定于2004年3月9日发行纪295《红十字创会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反映现时两岸一致认同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创立纪念日的3月说。然而,二十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曾于1984年5月编印了一本《中国红十字会成立80周年纪念画册》。原邮电部更于1984年5月29日发行J102《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1枚。其出典是有一些文献记载“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5月29日。”(如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条目)事实是,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订立暂行简明章程八条(见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七、十八日《申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报道)。彼时中国尚未采用公历纪年,简单地把中国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转换为公历5月29日,显然有误!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准确的应是公元1904年7月12日。不管是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还是五月二十九日,关键是对应的事件不同,希望有关方面统一认定纪念日的标准,并固定下来。至于,原邮电部选择1955年6月25日发行纪31《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1枚,不知道依据何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的《博爱》月刊2004年第1期(总第290期)《百年沧桑话辉煌(一)——中国红十字运动史话》一文(长虹著)作了符合历史的客观总结: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前身,她的诞生日期应为1904年3月10日;沈敦和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倡议、发起、创始人,吕海寰以清政府驻沪大员身份被委派监临会务。在这篇文章里,明确上海《申报》刊载《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的公历时间是1904年7月30日、31日,意味着5月说被彻底否定。
   
创建地之寻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地可以有两种概念:若把1904年3月10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中外人士会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议决联合成立红十字组织,视为中国红十字会之肇始,那集会地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便是创建地;倘以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订立为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标志,则万国红十字会这时的总部办事机构所在地就是创建地。对此,各家文献众说纷纭,导致最新集邮报刊发表的2004-4J《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相关资料介绍也跟着莫衷一是。有不论具体日期笼统的,像《上海词典》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上海词典》中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条目,称“该会设于徐家汇,另设总办事处于公共租界九江路。”具体的,有2004年2月18日的第208期《上海星期三》报载文《百年“红十字”在你我身边》(作者:王军、叶瑾),称“一百年前,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南市区的光启路上正式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 《上海集邮》今年第2期(总第162期)刊发乐明的《2004年3月新邮介绍》,同样认定“光启路,邮政编码:200010”。“设于徐家汇”之说,笔者参考其他资料,推测系中国红十字会后来曾在上海徐家汇路设立总会医院、学堂,附设事物所造成的误会。况且,徐家汇、徐家汇路在上海不是同一个地点(《集邮》今年第2期(总第419期)吉嘉的《2004年3月新邮原地探》据此称“邮票主题原地邮局可选上海徐汇邮政支局,邮政编码:200030”。无疑是想当然)。“南市区的光启路”之说,确切讲应是“原南市区、2000年归并新黄浦区的光启路”,因原南市区大部分时属上海华界,以1904年3月10日参会的相当数量西方人士及之后的万国红十字会组成人员判断,基本可以排除。“九江路”及另有《集邮报》2003年第143期(总第1353期)范伟的《2004年纪特邮票简介及原地初探》、小鲁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之路》之“原地资料”提出的“静安区新闸路,邮政编码:200040”说,据《百年沧桑话辉煌(一)——中国红十字运动史话》一文记述称“1912年(民国元年)9月30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南京路议事厅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会议决定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设在上海九江路望平街东首28号。”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黄浦区志》一书“中国红十字会”条目称“民国元年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总会迁北京,在沪设总办事处,地址仍在境内。民国24年(笔者注:公元1935年)迁往新闸路865号。”两处皆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无关,属后话,充其量是意义不大的相关地。且查上海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上海地名志》,望平街现为上海山东中路,并非设在九江路上的外滩邮政支局(邮政编码:200002)投递范围,《邮政周报·集邮资讯》今年第5期(总第513期)毕晓光的《三月新邮原地》莫名其妙地说“邮票原地可选上海外滩邮政支局”,或许是望文生义吧?《黄浦区志》尽管未点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具体创建地,“地址仍在境内”还是透露了间接信息。相反,上海市南市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南市区志》一书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这样的大事没有只字提及,足以说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活动不在原南市区的任何地点。
   在《申报》报道1904年3月10日议决联合成立红十字组织会议的同一则新闻后半部分,续有“迨二十五日午后三点钟时,施君子英复邀各华董在丝业会馆会议……”的记载,万国红十字会最早办公地点——丝业会馆初露端倪。《申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次集议问答》报道中,沈敦和宣言连日华董所办各事八项,特别提到“本会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申报》刊登《万国红十字会公启》,进一步指明“就上海盆汤弄丝业会前为办公处所”。中国红十字会两种概念的创建地至此分别落实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盆汤弄丝业会馆。自1869年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名,到1914年初兴建新楼,工部局大楼一直在今天南京东路、广西北路转角处的今新雅粤菜馆暨南新雅大酒店所处地点(现门牌号为南京东路719号)。工部局大楼又叫工部局市政厅,由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 & Morriss)设计、1896年建成,是南京路上最早的“洋风”行政办公建筑。《上海词典》记载,该建筑1929年拆毁。盆汤弄乍听来是上海的弄堂名字,其实是旧上海一条比较知名的马路,因开设当时属新式单人洗涤的盆汤浴室而得名。现有上海新旧地名对照文献一致指向是今天黄浦区的山西南路北段(南京东路至苏州河之间)。有趣的是,为保留盆汤弄这一具有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路名,现在南京东路北面连接山西南路、福建中路的一条狭长弄堂虽挂着“福建中路368弄”的弄牌,弄里的百来号门牌却标着“盆汤弄××号”。那么,昔日盆汤弄上是否有过丝业会馆呢?笔者又查到1938年4月29日出版的上海《文汇报》,医药新声栏目有则报道最后一段称“吴兴傅雅云,为国医前辈,兹因避难设诊所于山西路,丝业会馆内,……”盆汤弄当年乃华洋杂处之地,且离上海公共租界核心区的工部局大楼非常近,是万国红十字会设立办公地点理想选择。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工部局大楼、盆汤弄丝业会馆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唯红十字的精神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凑巧的是,盆汤弄所在路段和工部局大楼旧址现时全在今天上海市邮政局市西区局所属黄浦邮政支局投递范围,邮政编码: 200001,两处地点距黄浦邮政支局局址仅一箭之遥。
   
综上所述,上海黄浦邮政支局乃无可争议的2004-4J《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唯一主题原地邮局。
   2004-4J的邮票中心图案是十个红十字标志组成变形处理的繁体“华”字。就红十字标志而言,它的首用地肯定不在中国。左上角的中国红十字会会徽勉强可作主图原地的确认对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政府决定: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搬迁北京,将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房屋(后改为干面胡同53号)腾让出来,作为总会迁京后的会址。直到2004年2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由此搬迁至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新址办公。1950年8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协商改组事宜,并向政务院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了报告,亲笔修改了会章,9月6日批准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和领导机构。红十字标志衍生而来的中国红十字会会徽——金黄色橄榄枝环绕的白底红十字随之付诸使用。
   以时间推断,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最早的会址: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即后来的干面胡同53号,当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徽首用之地,应是2004-4J《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的唯一主图原地,邮政编码:100010,对应北京东四邮电局。在未知邮票图案的情况下,如《中国集邮报》2003年第86期(总833期)陈英琪 方圆的《2004年部分纪特邮票背景、原地资料》、《中国邮政报》第524期李潮 万方的《2004年新邮原地资料》模糊地把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在地作为“原地”,可谓“歪打正着”。然而,有文章将2004年2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新迁办公地也划入“原地”范畴,似欠妥。笔者认为该处和解放前的几处总会、总办事处及现在各地中国红十字会分会所在地一样,属2004-4J邮票主题相关地。特别要提醒,拿现用中国红十字会各级单位公函信封制作的2004-4J邮票首日封,只能算相关地纪念封;即使是上海市红十字会,因它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其公函信封同样不适宜作为2004-4J邮票原地首日封的载体。
 注:本文所引《申报》资料皆摘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一书的辑录。除去官方档案、文件,相信即时的新闻报道照样不失为第一手佐证材料。
 编者注:该文全文已经在《医学集邮》2004-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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