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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漂泊的军事之旅

    1982年夏,我随美国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访问了北京多家医学机构后我们前往上海。由于我提出想参观一下军队医院,代表团临时改变了行程去了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到那儿后,我从宾馆信步走出,穿过两扇大铁门,走进一座城市公园,很快发现这是一座烈士陵园。在一个小广场的中间,有一个手中拿着听诊器的全身雕像,基座上用中、英文题了词。这就是加拿大医生-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他是中国唯一一位被誉为民族英雄的西方人。我们代表团对他的认识很有限。在石家庄的一所军队医院和军医学校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本文依据已出版的有关白求恩的文献资料以及我在中国的旅行日记写成。白求恩博士一生经历丰富,1939年病逝于中国。本文重点介绍他作为一名军医及国际人道主义战士的贡献。
    早年生活
    亨利·诺曼·白求恩是长老会牧师马尔克姆·白求恩(Malcolm Bethune)和伊莉沙白·安·戈德温( Elizaberh Ann Doodwin)的长子。1890年3月3日,他出生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 , Ontario),他的祖父诺曼是多伦多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的父母说,亨利8岁时,把祖父房门上的姓名牌挂到自己的房门上,并坚持叫自己诺曼而不是亨利。大家都知道他从小就想成为一位外科医生。他还是位胆大的孩子,10岁时,由于他试图横渡当地的港湾,差点儿被淹死。尽管这近乎疯狂的尝试失败了,但第二年,他终于成功地横渡了港湾。
    由于他的父亲经常要到贫民区传教,因此诺曼不得不随双亲经常搬家。尽管如此,诺曼还是轻易地以优异的成绩从教会中学毕业了。诺曼的父母最终在多伦多定居下来,以便让诺曼进入多伦多大学读书。由于家境拮据,诺曼靠作临时工赚钱付学费。大学里,诺曼主修生物,并迷上了进化论。一天,诺曼带回家一本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令他的母亲非常不安。她将一些宗教信条插入他的书内,试图转移他的兴趣。然而,她却在自己枕头下发现这本书,就将它烧了。
医学院和军队生涯
    早在1912年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之前,诺曼已学完了生理学和生化的大部分课程。这使他免去了重学两门基础医学课程。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9月8日,诺曼中断了学业,加入加拿大军队。24岁时,他在加拿大第一师担任救护队担架员,亲眼目睹了法国境内的战斗。6个月后,在伊普瑞斯(Ypres)的第二次战斗中,他伤了腿,在英国治疗了3个月后返回了加拿大。
从诺曼的著作中记载了作为担架员的体验及感受。其中一本书中写道,他绝望地看着“满脸是血的尸体”;在另外一本书中写道,他看清了“战争的辉煌”是如此之小,而“战争的破坏”是如此巨大,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诺曼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战场上及时救治的重要性,以及战伤救治工作对士兵士气的影响。诺曼所在的救护队是按英国人在布尔战争(Boer War)中所用的模式建立的。该救护队由9名军官、238名士兵、15匹战马、39匹驮物的马和7辆汽车组成。救护队分为担架队和护理区。护理区又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可容纳50位伤员直至被马匹或救护车送至战地医院。每部分均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快速展开。
    回家后,诺曼又开始了被战争中断的学业,并于191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再次到军中服役,被任命为中尉军医,在英国海军工作。在停战前6个月,白求恩由英国海军调到了加拿大空军,并作为加拿大空军的军医一直在海外服役直至战争结束。获准退役时,他正驻扎英国。此后3年里,他在伦敦的几家医院担任外科巡诊医士,并对城市艺术家的生活产生了兴趣。他业余时间绘画和雕塑,出售作品以补充津贴。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作品以及费边(Fabian)社会主义的文献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他要成为一名外科医师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成功的通过了考试,成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在苏格兰,他与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妮(Frances Campbell Penney)--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小姐结了婚。他们去欧洲度蜜月并参观了巴黎、维也纳、罗马和柏林的艺术博物馆。在这些参观过程中,白求恩总是要先考察欧洲各国的外科工作。但是,白求恩鲁莽的举止和暴躁的脾气令妻子很不愉快,两人勉强度完蜜月,于1924年回到加拿大。白求恩在密执安州的底特律开始了行医。2年后,作为外科医生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当地非常出名。他经常攻击医学界的错误并责备他的同事正变得越来越“缺少人类的同情心”。白求恩忙碌的工作和嗜酒的脾气,使他与妻子、朋友越来越疏远。1926年末,他得了肺结核,住进纽约萨伦那克湖楚顿疗养院(Trudeau Sanatorium)。在他的坚持下,1927年与弗朗西丝离婚。在疗养院时,他接受了气胸治疗,并对胸科手术产生了兴趣,一年后病愈出院。1929年白求恩同弗朗西丝复婚并去蒙特利尔接受正式的胸外科培训,从那时起,他开始发明新的手术器械,如新的肋骨剥脱器、改进的开胸器及白求恩肋骨剪。在实施这些外科探索时,他经常受到同事的指责。但是,随着他的职业生涯和声望的上升,他与弗朗西丝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1932年末,他们终于再次离婚。1933年加拿大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成为蒙特利尔附近卡特威尔市杜萨科尔医院(Hospital du Sacre-Coeur)的胸外科主任。他经常为患结核病的穷人看病,并为他们买食品、衣物和药品。他的同情心非常强,他经常说“他们死了,我的一部分也随他们去了”。白求恩开始批评他的同事没有尽力帮助那些患结核病的穷人。1935年,白求恩前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苏联的健康保健及结核病防治工作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国后,他于1935年10月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从事医疗体系改革运动,并得到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与安全协会”的资助。该组织的宗旨是建立政府资助的义务医疗保险制度。他还公开反对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的同事嘲弄地称他为“白同志”。白求恩开始被孤立了。因此,当“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Canadi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CASD)要求他率领一支医疗队前往马德里时,白求恩欣然同意了。从那时起,他成为一名全职的军医。
    白求恩在西班牙
    白求恩渴望离开加拿大,1936年10月29日,他带着大批捐赠的药品去了西班牙。正在与弗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的部队打仗的西班牙人很快就认识到白求恩的医术,并授予他少校军衔。他参观了许多条件很差的军队医院,并决定开展输血治疗,将血液运送到前线,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经过巴黎和伦敦的短期旅程,白求恩得到了所需的设备,并建立了一个由他指挥的流动军用血库。除白求恩外,小组中还有10个人:6个西班牙人、3个加拿大人和1个美国人。白求恩还巧妙地发展了志愿献血者名单,该名单到1936年底已有1000多人。大约每天有8个献血者,平均每人献血500ml。装血的瓶子贴好标签、冷冻后,每天派汽车送到前线。不久,白求恩又建立了两个更大的中心,每个中心差不多有100人。志愿献血者很快增加到近4000人,5辆汽车定期开往前线。平均每月送去100升鲜血。据报道,一年中白求恩小组差不多给1900名士兵输了血。白求恩热爱令人激动的战场氛围,许多输血的工作都由他亲自操作。白求恩的医术和他的组织才能得到高度评价,但过度饮酒以及与妇女的调情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不得不于1937年5月返回加拿大。尽管如此,他仍然支持CASD,筹款资助“西班牙自由战士”。尽管西班牙军方对白求恩在发展世界第一个流动军用血库的伟大贡献表示了深深的谢意,但是,他被迫离开西班牙一事,仍使白求恩非常失望。
    白求恩在中国
    1937年10月,白求恩听说,以纽约为基地的“援助中国基金会” ( China Aid Council)和孙逸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正在寻找志愿医务人员,以帮助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当时国共两党正联合抵抗日寇对华北的入侵。白求恩得知后于12月前往纽约报名参加。1938年1月,他与护士简·伊文(Jean Ewen)小姐以及大批捐赠的药品和物资乘船离开了温哥华。在一封写给他前妻弗朗西丝的告别信中,他这样写到“西班牙是我心头的一块伤疤……西班牙和中国为同一目的而战斗。我去中国,因为那儿最需要我,在那儿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月20日他和伊文小姐在香港下了船,三天后乘飞机到达汉口。白求恩的目的地是八路军在延安的总部。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寇,他和伊文小姐未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因而有谣言说他被日军杀害了。在武汉,他见到了周*恩*来。周建议白求恩去前线之前先体息一下,适应一下中国的乡村生活。白求恩不顾忠告,继续前往目的地。在汉口的加拿大传教医生--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经过10周的艰苦旅程,大约走了1000多英里,他们于3月31日到达延安。尽管他们所带的药品和物资大部分都在途中损毁,但白求恩和他的同伴一路上仍救治了不少伤病员。在到达延安的欢迎会上,白求恩遇到了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George Hatem,中文名叫马海德),他是八路军中的医学顾问。海德姆博士带着他们参观了军营,然后带到他们的住处,那是延安山上挖的窑洞。军队领导人的殷切希望,深深感动了白求恩。第二天,他见到了毛*泽*东。白求恩将他想建立流动手术室和流动血库的计划告诉了毛,他向毛保证,整个冬天,装血的瓶子可以保存在山间溪流的冰层中,因而,冷冻机是不必要的。白求恩的资历、他在西班牙建立血库的成功、以及从汉口到延安一路上对农民的无私奉献深深打动了毛。白求恩还向毛保证,一旦建立起流动手术室,他就能将死亡率减少75%,白求恩被正式任命为八路军医院外科主任和晋察冀军区的医学顾问。很快,他就将一所医疗条件差的后方医院重建成一家模范医院,施行严格的医疗护理操作规范。他还坚持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定期培训,因此工作更加繁忙。白求恩的医疗队开始到战斗前沿进行治疗,这使得他与士兵更加接近。与西班牙不同,在中国没有白求恩喝酒闹事及“桃色新闻”的报道;相反,却有许多白求恩无私奉献的故事。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食物、衣服分给那些他治疗过的穷人和当地的村民。有时,为了鼓励那些持怀疑态度和被吓坏的农民献血,他还带头抽自己的血。他有时还会用自己的薪水为战士们买些必需品。
    由于太靠近战场,野战医疗队需要经常转移,就这样边走边治疗,10天时间大约走175英里。他坚持哪儿有伤员哪儿就是救护站。白求恩作为有经验的战地医生、有效的组织者、好的教师和医疗器械的发明者,对中国军事医学的贡献记载在海德姆博士的文章中。为了制造新的手术工具和重新设计包装容器--两个拼在一起即是一张手术台,他经常与木匠和铁匠一起工作。据记载,两个这样的容器打开,重新组装即成为一张手术台;这样的容器所装的工具、给养和药品足够进行100次手术、包扎500位伤员和提供500张处方上的药品。白求恩还为护理人员编写了教材,并为战地随军医生建立了学校。有时,他被认为是一位易发脾气的老师,但是,他为士兵们带来的利益是不容置疑的。不久,他在毛*泽*东领导的地区成了一位传奇人物。传说他出现在战场,常会带来战斗的胜利。
    在建立多个流动手术站和后方医院后,白求恩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医生。他与聂荣臻将军联系,计划建立一所军医学校。在日记中,白求恩写道“我们现在有2500名伤员,这占满了我们的后方医院……无论请来多少外国医生,都不可能替代受过训练的当地人。”由于日军的封锁,从海外捐献运来的物资越来越少。为了筹款,白求恩想亲自回一趟加拿大。尽管聂将军完全同意白求恩建学校和去加拿大筹款的计划,他却不想让白求恩离开,哪怕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最后,聂将军同意让白求恩在雨季结束后去。白求恩利用季风造成的暂时的体战,完成了他的专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与技术》,该书被第三世界革命者认为是一本经典之作。他还用空闲时间,指导工厂制作外科用的纱布、夹板、拐杖和假腿。
    在回加拿大之前,白求恩开始对下面一些医疗队的工作进行巡回检查,战地指挥员非常高兴。考虑到他即将回国旅行,聂将军曾试图阻止他去前线,但是没有成功。当战场上的士兵听说“白求恩”要到他们中来,他们欢呼了起来。白求恩再一次投入流动医疗队工作。药品供应非常少,由于缺乏橡皮手套,白求恩不得不赤手做手术。1939年10月28日,在给一位士兵做手术时,他割破了自己的手,并继续给伤员手术。白求恩伤口感染,持续高烧,并发展成败血症。他拒绝离开前线,在一位指挥官的命令下,白求恩被用马匹和担架抬离了前线。1939年11月12日,在黄石口村等待转移时,白求恩在一位农民家中去世--此地现成为中国的一处纪念地。毛*泽*东为白求恩的死写了文章。后来,白求恩的遗体迁移石家庄烈士陵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军医学院就在这座城市。吉林省会长春的一所医学院后来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
    尾声
    在加拿大,近年来对白求恩在军事医学领域的贡献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体息厅中立了一块匾以纪念白求恩。1979年,加拿大与中国通过代表团互访的方式庆祝白求恩逝世40周年。早在30年代,首先在西班牙,此后在中国,白求恩成为战地输血的先驱,然而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同事对他评价不尽一致。白求恩最亲近的助理医生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博士(Edward Archibald)给加布里埃尔·奈德(Gabriel Nadeau)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绝对是一位不寻常的人,但不是‘狂人’,也不是天才。他很聪明,尤其是对机械有着特殊的才能,在发明者中十分之九都失败了,他却是那十分之一的成功者……难以用道德标准去全面衡量,这样说也并不完全准确,我真诚敬佩他...”。尽管在加拿大仅做了短短8年的胸外科医生,他却写了16篇论文,发明了许多胸科手术的器械。他的政治观点使他被迫离开了麦吉尔(Me Gill)大学。他与妻子的关系恶化及离婚、他与左派人士的密切联系、他对义务医疗保健的支持、他对苏联共产党的赞扬,使他不得不辞去杜萨科尔医院的职位,前往西班牙。在中国与白求恩一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教会医生说“诺曼·白求恩称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在麦吉尔大学纪念白求恩逝世40周年大会上,副校长H·罗克·罗伯逊(H.Rocke Robertson)博士在总结白求恩的成就时说“白求恩的声望并非依据他作为胸科医生的能力。他操作和决断能力使他成为一位高超的军医,很可能正是由于一些杰出才能,使他受到同事对他胸外科工作的批评”。中国人民对他的崇敬,使加拿大人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国军队年鉴中,白求恩被誉为伟大的军医、烈士和英雄。
    编后:这篇文章将我们心目中高尚的、具有纯粹的共产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来写。不仅记述了他医术高明,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同时,也记述了他的某些缺点,记述了他作为一个无私战士的成长过程。对此文,我们尊重作者原意,未作改动。这也许可以引起我们关于如何为伟大历史人物立传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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