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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古今杂谈

    鼻咽部位置隐蔽、深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无法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鼻咽癌的认识了。1963年Calvin Wells在英国Duckworth实验室找到一个保存完好的5000年前的古埃及颅骨,死者大概是30-35岁男性,在这个颅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颅底有广泛的骨质破坏,以及多发性颅顶侵蚀。Wells认定这是一例原发性鼻咽癌伴颅骨破坏。但是,这一颅骨究竟是不是鼻咽癌改变还有争议。
     毫无疑间,在历史上曾有大批鼻咽癌病人被误诊或漏诊。1894年Schmidt分析了32997例耳鼻咽喉部疾病,其中有16例咽癌,75例喉癌,但是没有一例鼻咽癌。那时,由于对鼻咽癌认识不足,临床医生还不可能想到颈淋巴结转移和颅神经麻痹与鼻咽部原发癌有关。
     据文献记载,1838年Durand-Fardel曾介绍过一例没有病理证实的鼻咽癌,对于这一例鼻咽癌有人表示怀疑。1904年Laval认为这位病人的肿瘤原发于软愕,而不是鼻咽,因此,不能作为第一例鼻咽癌载入史册。但是,Durand-Fardel是第一位提出鼻咽癌这一名称的人,这一点应无争议。Laval和Godtfredsen认为Michaux是最早诊断鼻咽癌的人。1845年Michaux诊断了一位45岁男性鼻咽癌病人,而且有组织学证实。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鼻咽癌的组织学认识相当混乱。当然,耳鼻咽喉科医师取材太小,取材部位欠准确也是造成病理学诊断混乱的原因。1913年Kelsey等综合分析了20世纪初医学文献中报道的鼻咽癌的组织学类型,其中癌占30%,肉瘤占60%,内皮瘤占10%。从今天的观点看,其中大部分肉瘤,可能所有的内皮瘤都应当诊断为癌。
     1859年Czermark在Garcia (1854年)发明的间接喉镜的基础上,介绍了后鼻镜的使用方法,才使鼻咽部成为一个可以看得见,够得着的部位。要知道,在此之前,检查鼻咽部的唯一方法是手指触摸。虽然巨大的肿瘤可以从鼻腔或口腔看到,但是,要想准确判定肿瘤的原发部位还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南方是鼻咽癌的高发地区,但是,在中国的古代的医学书籍中却很少有关于鼻咽癌的记载。1976年Ho对此做过如下解释:绝大多数中国医学文献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而鼻咽癌的高发地区在南方。在古代中国有关于瘰病(Lo Li)的记载,在瘰病这一名词下包括许多不同的疾病,如结核和恶性肿瘤,其中应当有鼻咽癌。在中国医学名辞百科全书中还有关于shih ying和shih yung的记载,指营养不良伴颈部恶性淋巴结转移,很有可能是对鼻咽癌伴颈淋巴结转移的描述。中国的广东省是鼻咽癌的高发地区,因此,也有人将鼻咽癌称为“广东瘤" (Kwangtung tumor)。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就诊的鼻咽癌几乎都是晚期癌,治疗效果极差可想而知。1889年Bosworth悲观地提出:对于鼻咽癌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鸦片和躺着等死。1901年Chevalier Jackson将鼻咽癌的治疗分为两大类(1)姑息方法:包括止痛药,如吗啡,无水酒精注射,局部应用安抚药等。对肿瘤本身则采用下列方法,如电烙,电解,应用圈套器、刮匙、咬钳等切除阻塞性肿瘤,或局部应用各种腐蚀剂,如乳酸和硝酸;(2)根治方法:为了切除肿瘤,常常需要充分暴露鼻咽,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做不同程度的上颌骨和/或腭切除术。暴露肿瘤仅仅是手术的第一步,要想彻底切除肿瘤,如何避免损伤邻近的重要结构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1901年Jackson认为,企图彻底切除鼻咽癌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只能造成贫血和癌性恶病质。当然,也有人采用下列手术措施,如结扎颈外动脉及其分支,剥夺肿瘤血供;裂开软腭,电灼或切除肿瘤;结扎颈外或颈总动脉,廓清颈淋巴结等等。
     今天,对鼻咽癌的认识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知道,鼻咽癌的病因与遗传,EB病毒感染,环境致癌物刺激有关,好发于中国南方(包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每年每100 000人中有10-50人患鼻咽癌)。鼻咽癌好发于Rosenmuller隐窝,可以产生下列症状:颈淋巴结肿大(43%) ;鼻涕带血,鼻塞(30%) ;听力减退,耳痛,耳闷(17%);颅神经损伤(9%)。纤维鼻咽镜、鼻内窥镜、CT和MRI对诊断极有帮助。局部活检,经组织病理学证实是确诊的依据。对原发部位和颈部放疗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颈廓清术)只用于放疗后颈淋巴结持续肿大或复发的病人。对于有全身转移或复发,但又不能再次手术或放疗的病人可以采用化疗。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80%的鼻咽癌发生在中国。因此,中国人应当在鼻咽癌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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