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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SARS流行回顾20世纪50年代北京传染病防治

    2003年春节,当人们还沉浸在欢庆新春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一种罕见的传染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RS)正悄悄地袭来,首都北京遭到了SARS的严重袭击。SARS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使人们在和平安定年代经受了一次传染病的沉痛教训,同时也说明近几十年我们对传染病的防范失去了警惕。回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对传染病的防治史,可能会使后人有所启发和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北京市烈性传染病流行很多次。霍乱自1821年传入后,于1826年、1840年、1902年、1919年、1926年、1927年、1928年、1929年、1931年、1932年、1938年、1940年、1943年先后流行14次,死亡人数很多。由于无人重视和管理疫病流行工作,尚缺乏这些传染病流行的统计资料。
    虽然最迟在16世纪,北京已经用种人痘的方法预防天花了,19世纪初又接受了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可是一直到解放前夕,天花还是年年在北京流行。根据1949年解放初期的调查,北京市当年遗留255名天花患者,死亡109人。
    其他传染病如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白喉、猩红热、痢疾、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发病及死亡者也很高。据1949年统计,北京城区200余万人口中因传染病死亡的人口数占全部死亡人口的4 .36%。
    北京解放后市公共卫生局立即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扩大为防疫队,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门头沟、丰台、青龙桥、第八区、第九区等原有卫生所的地区设立了防疫站。在北京市范围内组织了各医疗单位及妇幼保健所,负责进行预防注射和麻疹、猩红热的防治工作。同时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且对疫情报告、访视调查、消毒清洁、患者隔离、尸体处理及带菌检查等卫生防疫问题也作了详尽的规定。
    1950年6月,北京市卫生委员会成立,各区以派出所为单位建立区分会336处,分会下设卫生小组,共299118处,形成群众性的卫生防疫组织,成为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有力支柱。
    1953年,卫生防疫组织进一步发展,在安定门外建立起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成为北京市卫生防疫工作的技术指导核心。在东四、西四、宣武、前门、崇文等5个区分别建立区卫生防疫站。此外,还组织了全市专业消毒队。自此,北京市有了防疫专业机构。
    1955年,北京市实行分级分工医疗后,各医疗单位进一步加强了地段防疫工作,形成了全市防疫工作网,在市公共卫生局统一领导下,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进行有计划的防治。
一、消灭三大烈性传染病
    北京解放后,首先对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霍乱、鼠疫进行了积极的防治。1949年秋季,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发生人间鼠疫,10月27日北京接到鼠疫疫情报告,第二天就成立市防疫委员会,各区分别成立区分会,区以下按行政单位成立支会,各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也分别建立防疫组织。在市防疫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防疫封锁线,在封锁线上设立检疫站和隔离所。同时组织北京市医务人员担任预防注射、检疫和广泛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开展了捕鼠灭蚤运动,卫生部门对鼠蚤进行检验和鉴定。经过40天的奋战,防止了鼠疫的侵袭,保障了首都人民的安全。
    天花也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在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出了3年内消灭天花的号召。1949年秋季和1950年春秋两季北京市广泛开展了种痘运动,制定了新生儿种痘办法。1949年有31万人接种牛痘,1950年有40余万人接种牛痘。从1950年5月以后,北京市就再没有发生天花。为了巩固预防天花的成果,北京市历年都大力进行牛痘接种工作,1952年9月又颁布《北京市种痘暂行办法》,种痘工作由突击转入经常化。
    霍乱的预防工作是在1950年6月开始的,当时与夏季卫生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宣传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一方面大搞环境卫生,消灭苍蝇,并采取预防注射等措施。1950年,有22398人次注射伤寒霍乱混合疫苗,506480人次注射霍乱疫苗。因此,解放以来北京未发生过霍乱传染。
    在解放后1年多的时间内,长期威胁中国人民的三大烈性传染病,终于在北京绝迹了。
二、彻底防治斑疹伤寒、回归热和白喉
    在迅速消灭三大烈性传染病的斗争中,北京市对长期影响人民健康的其他疾病,如斑疹伤寒、回归热、白喉等也积极进行了防治。
    在防治工作开始前,首先进行了疾病流行情况调查,然后根据各种疾病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根据斑疹伤寒患者血清检查资料分析,北京市有鼠型和流行性(虱型)两种,发病年龄多在20到40岁。这一疾病随着捕鼠、灭虱工作的开展,在北京市已逐渐被控制,不再蔓延了。
    回归热发病率在解放后逐年下降,尤其是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群众卫生知识水平日益提高,人民已经养成勤洗澡、勤理发、勤洗晒衣被的良好习惯,对杜绝回归热的发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白喉预防接种工作从1950年就全面开始,并以6个月的婴儿至8周岁儿童为主要接种对象。1950年接种了66644人次,1953年达302394人次。
    在治疗方面,1952年北京市白喉、回归热、斑疹伤寒病人,基本上可以住院隔离。这一年共有1127名患者,得到治疗的占97.4%,对控制这几种传染病的流行有着重大意义。由于卫生部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患病率显著下降,1954年已消灭了回归热;斑疹伤寒的发病率由1950年的1 %o下降到1958年的0.1 %o;白喉的发病率由1950年的15.5 %o下降到1958年的0.7%o。至此,三种传染病达到或已接近消灭。
三、重点防治麻疹、痢疾、流行性乙型脑炎
    1953年1月,在北京市第二次卫生行政会议上,提出重点防治麻疹、痢疾、流行性乙型脑炎。根据历年调查情况,北京市麻疹发病率占北京市传染病发病率的首位,在麻疹非流行时期,痢疾居首位;又据1952年统计,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率也达15 .1/10万。这三种疾病严重威胁着首都人民的健康。
    北京市是脑炎流行地区,人群免疫力在50%以上,早在1938年即有病例报告,但在解放前无人过问,任其流行蔓延。1949年病例报告1%人,病死率高达53.5%。
    1951年成立了北京市脑炎专门委员会,并组织成立媒介昆虫、流行病、病理、临床、疫苗等研究小组。在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基础上,卫生部门强技术指导,根据疾病流行规律和蚊虫的孽生情况,逐步提出了具体措施。
    如1951年提出翻盆倒罐堵树洞以及注意雨后积水的检查和处理办法;1953年,进一步制定消灭蚊虫的工作常规和积水登记卡片制度。在离城区一公里半、郊区重点区周围半公里及工厂工地附近建立消毒员责任地段制;对城区内的两万多处下水道、雨水口、探井等和病家居住区周围50米处以内都喷洒了药物;1956年又进一步对稻田、苇塘、沟渠中孑孓孽生情况进行调查。中国医学科学院积极配合北京市防治脑炎的工作,他们根据实验结果,发现猪的发病时间较人早2到4周、携带病毒的成蚊可以越冬和隔代遗传的规律,使北京市防治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在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期前1个月,即开始用药物喷洒猪圈,消灭越冬成蚊,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流行。
    1958年根据标本兼治、土洋并举的方针,提出捞取孑孓、捕打成蚊、666大面积烟熏、喷药、刷墙、拔除杂草、翻盆倒罐、处理积水坑洼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此外,提高人体免疫力也是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大力加强了预防接种工作。由于10岁以下儿童的发病率最高,接种免疫就以10岁以下儿童(包括外来居民)为主要对象,10年来共接种1803000余人次,对防止疾病的流行起到极大的作用。在治疗方面,1955年起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疗法,效果很好。以北京市儿童医院为例,1948年到1954年间单纯以西医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死率为13.2-25.2%,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后,病死率逐渐降低,到1958年已降低为5.9%。北京市乙型脑炎的病死率1949年为53 .5%,到1958年下降到12 .5%。
    麻疹在北京市发病率较高,严重威胁着儿童的健康。1951年北京市成立麻疹防治站113处,农村成立巡回防治班11个,积极进行麻疹防治工作。1953年明确提出防治麻疹的方针:“保护病弱儿童、减轻病症、防止合并症、降低病死率。”要求北京市医疗单位做到“病人不出门,医药送上门”,减少传播机会,及时救治严重患儿。1953年冬季,北京市防治麻疹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卫生部门印发了《防治须知》,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各基层医疗机构都加强对麻疹病儿的访视和治疗。对易感儿童注射胎盘球蛋白或母血,并作一部分中药预防的试点工作。麻疹病死率显著下降,1950年为19%,1954年已下降到0 .6%。
    1958年冬季是北京市麻疹流行年,来势较往年凶猛。在北京市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采取了一种新的防病组织形式—以基层党委为领导,实行医务人员、干部、群众三结合的地段负责制,形成人人动手防病的群众运动。卫生部门根据麻疹流行特点提出平时“把好第一道线’,(指地段保健组织工作),流行时“把住三道关”(第一道关要保护年幼、体弱及有病的易感儿童尽可能不发生麻疹;第二道关保护麻疹患者不发生肺炎或其他并发症;第三道关是抢救并发肺炎的麻疹患者不发生死亡),并向群众提出“四早一好”的要求(“四早”即:早预防、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一好”即做好家庭护理)。在治疗方面,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不同的病期和病情,应用透表、清热、养阴等方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放前北京市痢疾发病情况极为普遍,解放初期除发动群众灭蝇外,还采取加强饮食卫生管理,增设自来水设备,改善水井,培养卫生习惯等措施。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防痢灭蝇工作后,发病率逐年下降,基本上控制了痢疾爆发流行。痢疾与麻疹互相交替地居于北京市急性传染病发病率的首位。痢疾发病季节多在7.8,9三个月,约占全年发病数的70%左右,根据北京市痢疾流行的特点,1953年明确提出把痢疾列为防治工作重点之一。一方面继续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一切可能传染途径,预防新病例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带菌者加强管理、进行追查和治疗。有重点地开展工厂、工地的防痢工作,以保证生产建设顺利进行。
    1958年,总结了历年防病经验,制定了全年防痢计划。当年春季,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挖蛹砸蛹,改善卫生条件。在5 ,6月痢疾流行前期,适时地开展了群众性卫生宣传教育,提出“四要三不要”(“四要”即:消灭苍蝇要彻底,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果菜要洗烫,得了痢疾要早报告、早治疗;“三不要”即:不要喝生水,不要随地大便,不要吃腐烂不洁的食物)。卫生宣传部门还组织了万人游园防痢大会,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参加了防痢宣传工作。在大力灭蝇、改善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的同时卫生部门还开展了慢性痢疾的防治工作。
    10月以后,为了继续降低痢疾发病率并为来年工作创造条件,开展了秋后“三查”(查漏报、查续发、查慢性患者),并对患者进行彻底治疗,同时协助郊区人民改善卫生条件、加强卫生指导,因而1958年痢疾发病率较1957年降低了53.7%,削平了痢疾流行的高峰。在治疗方面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北京市医务人员发挥了高度的责任心,组织救护小组,抢救中毒型痢疾患者,北京儿童医院1958年痢疾的治愈率由上年的67%提高到90%以上。
    50年代,北京市防疫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北京建立了完整的卫生防疫专业机构网,成立了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和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门头沟、昌平、通县、延庆、平谷、密云、怀柔、顺义、大兴区(县)防疫站等17所,防病地段达120多个。另外,在安定门外地坛扩建了1946年成立的第一传染病院,1959年又在右安门外成立了时有300张病床的第二传染病院(今佑安医院)。防疫队伍日渐壮大,1958年卫生防疫专业人员达574名,地段防病医师(士)有1100多名。
    在市公共卫生局领导下,北京市各医疗预防机构(包括各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及铁路系统的医疗单位在内)成立了疫情报告站,首都疫情报告网广泛建立起来。在群众中组成了严密的疫情报告网,由红十字卫生站及街道卫生负责人组成疫情报告站,使传染病漏报率逐渐下降,如宣武区1956年漏报率约为30% ,1958年已降到1.2% 。
    回顾1949一1958年北京市的防疫成就,我们体会到预防的重要性。在当时,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条件、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的生活水平、群众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都与今天无法相比,但那时北京人民取得的防疫战绩又令人刮目相看。SARS给北京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但也用事实教育了人们,对传染病不可掉以轻心。2003年5月,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防治计划主任海曼警告说:一些专家预测,本世纪还会出现许多人们难以预料的传染病,SARS只是一种而已,各国应该加强抗击全国性传染病的准备工作,做到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共卫生,遏制传染病,并且能够应付危及大众健康的紧急情况。而发挥群众的力量,开展全民防疫教育和爱国卫生活动,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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