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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堂史话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三大国粹之一,数千年来在中华文明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国家邮政局将于今年11月发行一套《中医药堂》邮票,通过五座中医药堂的形象,向全世界人民展现我国中医药的巨大魅力。
一.中医药的产生
    在我国民间传说中,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上古年代,神农氏为了解救广大民众的病痛疾苦,带领弟子走遍九州大地,尝遍百草,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发现无数能医治人们疾病的药草,使人们告别病痛,走向健康。
    实际上,中药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采集食物中逐渐发现,并不断总结经验,逐步积累而发展起来的。西周初年形成的《诗经》中有大量描绘古代劳动人民生活风情的诗歌,人们发现在《诗经》中涉及到食药同源的植物有百种之多,如葛、艾、蕨、葑、杞,随处可见。在古籍《山海经》和屈原《离骚》中也有大量涉及治病的药物。最初,人们大多数是将新鲜动植物直接使用,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人们发现生用药物有许多问题。据文字记载,是在夏禹时代(公元前2000多年),祖先们就开始酿酒,并利用酒和多种药物制成药酒治病。在商代,相国伊尹指导人们用中药汤剂治病。这样,中医药文化便在中华民族的进步中逐步形成了。
二.中医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医、巫并存,当时人们对于生病服药还是有怀疑的,如孔子就怀疑用药治病是否有效。当代名医扁鹊在他的名著《难经》中,用人体解剖的知识,向人们阐明脉理与病理,使医方脱离迷信的影响,用科学治病。扁鹊治病,除切脉外,也主张用药物治疗,而且主张及时用药。与此同时,医学科学得到大力发展,战国时代医学家写成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医学典籍,其学术思想和理论原则对后世中医各学科(包括中药学)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在汉代,请郎中用草药医治疾病已在社会上形成公识。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本草著作,它总结了我国西汉前医学家治病用药的成果, 同时也推动了东汉以后我国中医药的发展。自它问世以后,历代本草典籍都是以《神农本草经》所收载的药物为依据的。这时,出了个医药圣人张仲景(150~219年),他是东汉南阳郡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好医学。曾经做过官,看到民间疾病流行,民不聊生,于是辞去官职,专心从事医药研究工作。他勤记古训,博采众方,并创新发展,行医中,他处处应用辨病、辨证相结合,是“辨证施治”的典范。他不仅是个良医,同时也是个优秀的药学家。他著有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16卷,总结了我国古代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把过去散乱的医药知识整理成专门医学经典,使古代医学彻底脱离了巫医治病的邪术而用药治病。该书中大量记载了中药的各种新老剂型及各种药剂的处方、药味药性和加工炮炙方法,出色地总结并创造性地应用了当时人们在医药上的伟大成果,这些伟大贡献使中医药向科学迈进了一大步。
     梁代陶弘景(456~536年)提出以治病的需要来确定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理论,指出“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者,宜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煎者,亦兼服参用所病之源以为其制耳”,也指出药物的产地和采收方法对其疗效也有影响,书中并规定了汤、丸、膏、散、药酒的制作常规,实际上就是近代药物制剂工艺规程的雏形。
唐朝显庆四年,由朝廷主持修订颁布了《新修本草》,这是我国和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组织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共收载药物850种,对每味药的性味、产地、采收、功用和主治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为了便于使用者正确识别,除用文字记述的《本草》外,还首创绘图的《药图》,并用《图经》文字加以说明。孙思邈(581~682年)是陕西耀县人,他不但博通经书,而且精于医道。一生隐居在太白山上,常带药箱和金针为乡邻百姓行医治病。隋文帝、唐太宗都先后请他去做官,他都一一推辞了。他强调医生要有“医德”,病人来看病,不论何时何人,从不拒绝,后世尊他为“药王”。他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集唐以前的方剂大成的医学典籍,书中记载有关征候、处方、用药、制剂、服药、藏药等方面大量经验,内容丰富多彩,时至今日,不少内容仍有一定实用价值。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从1552年起用27年时间写成的本草药学巨著,这本药学巨著收载药物达1892种,近40种剂型,并进行详细科学地分类、说明,不仅系统总结了过去的医药知识,集千年本草经验之大成,为历代医药者所必备的书籍,而且促进了以后本草学的发展,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郭沫若赞誉道:“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三.“惠民和剂药局”的建立
    宋朝,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给百姓带来很好的休养生息。从北宋到南宋,历代皇朝对于医药事业多比较重视,不仅由朝廷出版了许多医药著作,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生产成药和专门经营管理机构“惠民和剂局”,并拟订了制剂规范《惠民和剂局方》。 “和剂局”为宋朝官办药局,在世界上是最早设立的官办医药管理机构。“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制剂规范,对当时及以后药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自太宗起便开始注意药方的收集与研究。在太平兴国3年下令全国各地向朝廷献验方,后来又另令医官根据汉唐医圣的医学理论和经验集体整理、编撰。992年,编为《太平圣惠方》百卷,1670门,内容极为丰富。以后又浓缩改编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较以前少而精,便于在民间推广。其中不少方剂如“四物汤”、“ 四君子汤”、“紫雪丹”、“至宝丹”疗效显著,使用至今,后两个还出现在现代“同仁堂”的药品目录中。
    宋代在药材加工炮制和药物剂型方面,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初步趋于完善和定型。在宋代我国第一部炮炙专著“炮炙论”中,炮制的中药饮片多达300多种。
    “和剂局”是1076年(宋神宗熙宁9年)在卖药所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在1103年 增设了7个局,全国各地也设立了地方局。“和剂局”附设制药坊。在制药坊,药工把“惠民和剂局方”作为官定成药标准依据,将炮制后规范的中药饮片加工成膏、散、丸、丹等各种中成药剂出售。一般百姓无力请医生的,从此可以按病买药。最初,“和剂局”是为救济百姓疾苦而设立的,在灾荒、时疫时施药于百姓。平时,向军队和贫民出售的药品按方配制,质量较好,价格也比私商低。
    “惠民和剂药局”制度,以后在金、元朝代也都效仿建立之。
    到了明代,“惠民和剂药局”有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除北京外,在南京、广州等地都设立了“药局”。
 四.中医药堂的发展
     中医药堂是在宋元时期民间百姓按照官办“惠民和剂药局”的形式创办起来的,“前堂后坊”,在后作坊有贮药间、药材炮制间、制药间和成品库,在前店堂则调配汤剂处方及出售后坊中生产的中成药,在一些店中则有医生坐堂。它和“惠民和剂药局”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为官办,主要是服务功能,而后者是私营,主要是经营而已,所销售的药品质量不差,价格比官办的要高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宋元时期的老字号中医药堂现在已很难找到了。
     到了明代,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农、商和手工业各业兴旺,中医药堂也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朝廷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设立“惠民和剂药局”,民办的中医药堂也首先在这些地方创办起来了。
      明永乐3年(1405年),有北京名医丁鹤年,其出生于元朝贵族,世代精通回汉医学和养生学,受惠民和剂药局的启示,在北京菜市口创办了鹤年堂国医馆和中药铺,以医济民,带动中药的销售。他们采购地道药材,精选优品,遵古炮制,药片整洁,质地精良,疗效甚好,誉满京城。此后,京城陆续办起了万全堂、永安堂等一些中医药堂,他们都秉承对中药材“遵古炮制,选药精良”的宗旨,为百姓热情服务,售出的药品质地精良,深受顾客欢迎。1525年,戚继光率军英勇抗击倭寇,大批士兵生病,鹤年堂专门赶制一大批“白鹤保命丹”送到戚继光大营里,救治了数千名士兵生命,戚为了感谢,于1568年写了“调元气,养太和”的匾额赠给鹤年堂,至今尚在。1926年,江淮名士杨绳武为万全堂题写的匾额“万国称扬誉满三千里,全球景仰名垂五百年”,较好反映了京城老字号中医药堂的风貌。
    广州,在明代已成为岭南著名的大都市,其繁华的商业经济同样也催生了中医药堂的发展。万历年间,1600年岁末,一位颇喑医道的本草店主李升佐巧遇南海商人陈体会,并得到陈的大力资助,陈李合伙经营,“同心济世”,办好“陈李济”药店。此后,李升佐致力收集古代成方、验方,选用上等药材原料,悉心炮制,精工造成别具一格的古方正药。满清初年,“陈李济”的药品已在国内颇有影响,特别是“陈李济”的各种蜡丸,以独特的包装,神奇的疗效,赢得海内外称誉,使之名闻遐迩,逐渐成为“广药”的代名词。一次,同治皇帝偶患感冒,腹痛,吐泻不止,试服“陈李济”的“追风苏合丸”,立马奏效,皇上大喜,遂赐“陈李济”药店“吉和堂”三字封号,使“陈李济”的声名更上一层楼。
    明代的汉口,已是华中的重要商阜。在万历、崇桢年间,先后有马应龙、叶文机等人开办起中医药堂,从小到大,到了清代,声名逐渐显扬。清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叶文机的“叶开泰”药店不断改进成药配方,积极扩充销售业务,生意越发红火。在咸丰、同治年间,创制成名贵成药。在19世纪末,已成为中国四大中药名店之一。
    满清初年,虽然朝廷固步自封,尊古守旧,独尊儒学,禁锢思想,药学同其它科学一样得不到进步,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医药堂却得到逐步发展。
    康熙8年(1669年),曾任过清皇宫太医院吏目的乐显扬在北京创立了 “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康熙40年,其后人乐梧罔在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室,此为经典的“前堂后坊”经营模式。5年后,其传人乐凤鸣在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祖传秘方的基础上,完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由于乐氏家族管理有方,用料讲究,炮制如法,制药上乘,疗效卓著,“同仁堂”名气越来越大。雍正元年,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皇室御药房用药,从此,“同仁堂”独办清皇宫用药18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清末,“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品种就多达500余种。经“同仁堂”家族的不断努力,清末民初,“同仁堂”在全国各地开设多处乐家分店,在天津有达仁堂、乐仁堂、宏仁堂等,济南有宏济堂,在南京等地同时又开设了“同仁堂”分号,全国多达34家。这些分店、分号均将祖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当作他们的制药原则,药品质量同样也为民众称誉。有传说,在天津生病,如用不上达仁堂药品,“父曰不慈,子曰不孝”。“同仁堂”逐渐在中国北方称雄,独领风骚。
    在山清水秀的江南,中医药堂也逐渐兴旺起来。同治13年(1870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吴山脚下创办了胡庆余堂药店,亦称“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该店根据南京官办“惠民和剂药局”的祖传方、秘方,按“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祖训,生产膏、散、丸、丹、曲、茶、锭、酒等数百种中成药品,誉满大江南北,称为“江南药王”。同在杭州的,还有清嘉庆10年(1805年)由张梅创办的张同泰药店,其经营张同泰地道药材,货真价实,百姓有口皆碑,经历200余年,现今仍熠熠生辉。
    在满清问世,现仍在生产经营的中医药堂百年老店还有广州的敬修堂、潘高寿、天津的隆顺榕、同仁堂、上海的蔡同德堂、长沙的九芝堂、哈尔滨的世一堂、重庆的桐君阁、昆明的老拨云堂、苏州的雷允上、芜湖的张恒春、贵州的同济堂、广东的益和堂等。
    我国的中医药堂百年老店的继承人秉承祖业和祖训,精心修业,并不断发扬光大,在经历数次战争和“文革”的磨难后,经改革开放的春风涤荡,百年老店重新焕发青春。1985年,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同仁堂”成立315周年大会,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出席。1992年8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同仁堂集团公司成立大会,江zhemin总书记应邀题词“发扬同仁堂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 同仁堂总经理还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和其它百年老店也同样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高速发展。也有些老店遇到一些暂时困难,在政府帮助下进行“嫁接”改制,重新获得青春活力,如贵州同济堂等。另有些老店在初步改制后还未走出困境,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只要他们努力坚持,这些目前暂时困难的老店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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